“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座谈会发言摘编
阅读: 2990 时间: 2006-04-04 07:29:00 1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座谈会发言摘编 

——文汇报专题理论座谈会发言摘编

编者按

  日前,文汇报召开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意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文化建设、如何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论苑》版今天摘要刊登专家学者的发言。

  荣辱观的当代语境和本土特色

  ■童世骏

  包括荣辱观在内的基本的健康的世俗伦理,在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和平的、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能“感动中国”的,仍然是那些为亲人、为邻居、为集体、为祖国奉献爱心、甚至牺牲生命的人们。

  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荣辱观问题,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的问题。以英国为例,不仅保守派,而且自由派人士和左翼人士都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嬗变以后的社会风气感到忧心忡忡。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达伦道夫在一本写于1990年的小册子中抱怨:“贪婪、欺诈、只考虑眼前,这些现象过于频繁地代替了节俭、诚实和长远打算,更不要说为他人打算。”著名的左翼人士霍布斯邦在差不多同样的时候以更尖锐的语气警告,我们正走向一个新的野蛮时代。他说:“用我们的祖父祖母的标准、用我们年轻时的标准,我们都是不文明的。”历来把伦理道德看作私人生活问题的英国工党,也转而重视社会的基本价值。布莱尔在1992年出版一本题为《开拓基地》的书,用类似于保守党“回到基本价值去!”的口吻,提出要“重新主张一些基本的东西”(在英语中这句话与“开拓基地”是一语双关的表达)。在这本书的前言,布莱尔写道:“回到真实的我们去,回到我们的信念去,这不仅对于工党,而且对于我们的国家,都将是一段健康的旅程……是非之别是有的;优劣之别是有的。这我们当然都知道。但是,对这些语言感到不自在,却已经成了时髦。”布莱尔在1994年成为工党领袖,工党在1997年结束长期在野,入主唐宁街,与他和他领导的工党转而重视伦理道德问题,不无联系。

  在当代中国社会讨论荣辱观问题,同样也要重视这个问题的当代语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思想解放,也包括在价值观和荣辱观上的拨乱反正。针对计划经济和极左政治下形成的一些扭曲观念,“致富光荣”的观念非但不再受到压制和批判,而且成为舆论宣传的口号,甚至成了理论论证的主题。其实,即使认为中国传统不利于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认为对发财致富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这样一个传统,一旦取消压制,自然会重新发扬光大。与有关“光荣”的观念转变类似的,还有在什么是“聪明”、什么是“能干”、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老实”、什么是“节俭”、什么是“帅”、“酷”等等问题上的观念变化。其中“聪明”、“能干”、“成功”以前也是褒义词,但现在标准变了。“帅”、“酷”是新的褒义词,标准当然也是新的。而“老实”、“节俭”,则从褒义词变成了褒贬不一的用词,其衡量标准当然也有些不同了。有褒贬毕竟还是有是非、有荣辱的,尽管是非界限和荣辱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那些“痞子文学”、“无厘头电影”、“身体写作”来说,甚至对个别“先锋派”、“大制作”来说,是非之分、荣辱之别则好像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有时候,这些“逃避崇高”的文化现象,还被人们冠以“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标签,用这个标签不仅为它提供理论解释,而且为它提供价值辩护。

  荣辱观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也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如果说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借口是反对启蒙以来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话语统治的话,中国的“痞子”和“无厘头”的借口,则是瓦解鲁迅曾经解剖过的“面子”观念和痛斥过的“做戏的虚无党”。中国人传统的“面子”观念确有问题,现代的“做戏的虚无党”也确实可恶,但反对“面子”观念和“做戏的虚无党”的,既可以是合乎道德的真诚,也可以是反对道德的无耻。在无视、混淆甚至颠倒荣辱界限的时候还振振有辞、理直气壮,这是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强调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候特别要重视的一个社会现象。

  当然,把无耻当作真诚,以反对“做戏的虚无党”的名义甘做“不做戏的虚无党”,并不能说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法律约束和宗教禁劝的作用要小些。尽管“见死不救”、“趁乱哄抢”之类的痛心报道屡见报端,尽管“笑贫不笑娼”的丑陋传统和“换妻俱乐部”的荒唐时髦同时并存,但包括荣辱观在内的基本的健康的世俗伦理,在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和平的、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能“感动中国”的,仍然是那些为亲人、为邻居、为集体、为祖国奉献爱心、甚至牺牲生命的人们。仍然存在于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质朴的道德资源,当然需要提炼和升华,但首先需要大力保护。我们既要大力表彰优秀党员、模范教师、荣誉军人、革命烈士,也要诚心敬重那些仍然保持着健全常识、坚守着基本道德的普通民众,包括那些可爱的年轻人,那些在完成学业以后回到乡村改变家乡命运的农家子弟,那些奔赴农村无偿支教、在网上为民工子弟和山区孩子征集图书的城市青年,那些在网上相约于周末到风景区去清除垃圾、到献血站无偿献血的青年朋友。发掘和用好这些当代中国的本土道德资源,是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在民众心中的重要途径。(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荣义知耻 德之大端

  ■朱贻庭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和良知,保持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正确的荣辱观,既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风气的支柱,又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风气的底气。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件大事。

  在思想道德建设领域,我们党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但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关系的不断扩张和泛化,日趋泛滥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正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唯富为荣”,“唯势为贵”,甚至“唯利无义”,在价值相对主义思潮的侵蚀下,混淆“所欲”与“可欲”的界限,使人丧失了是非、善恶、美丑的鉴别能力,荣辱不分,甚至以耻为荣,尽丧廉耻之心。凡此种种,败坏了社会风气,冲击着思想道德建设,尤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提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切中时弊,激奋人心,必将对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巨大的作用。

  “荣辱观”是行为主体的道德信念和价值取向,属于道德人格和良心范畴,古人所谓“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即视“荣辱观”为人格构成。其基本界定是,“由义为荣,背义为辱”,体现为荣义知耻的人格结构,成为为善祛恶的心理机制和内驱力。显然,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深化。道德规范是社会对行为主体的要求,荣辱观则是主体内在的道德信念,是主体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的心理机制和内驱力。“耻不从枉”,知耻而后正;只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从而“好荣恶辱”,荣义知耻,这样才能自觉地践行道德规范。

  只是懂得何为应当的道德规范,却不一定就会自觉地践行道德规范,相反,在私利的驱使下,有可能成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道德虚伪者,成为借道德之名而行贪利之实的假道学。风俗之美,其根本源于人皆有明分荣辱的羞耻之心,而作用之大者,顾炎武认为是“士人有廉耻”。“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换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和良知,保持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正确的荣辱观,既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风气的支柱,又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风气的底气。

  当然,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造就良好的社会风气,还必须使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各利益群体、各社会阶层所普遍认同而成为共同的社会心理,成为社会评价其成员行为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为此,就必须强化社会舆论,抵制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贵义恶辱,扶正祛邪,崇尚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以造成善行义举众人夸,恶行陋习众人贬的局面,从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为社会成员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荣辱观是“德之大端”,也是良好社会风气之“大端”,倡导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

  “八荣八耻”的现实导向价值

  ■杨建祥

  “八荣八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在道德上的标准或是在理想人格上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它极为适时地引领出干部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和向上发展的积极氛围。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的“八荣八耻”,是新时期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崭新解释,也是对中国古代荣辱观的弘扬和创新发展。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性价值。

  其一、德位观上的考验。古人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立”什么?立为政之德。今天的领导干部,处在和平建设时期,身居要职又握有一定权力,在面对各种利益的现实考验中,首先要给自己立下一个荣辱是非的价值定位。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它理所当然地要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服务,而决非是为自家私利服务的,荣于此而耻于彼,这是权力观上的大是大非,也是德与位上的是非考验。这一关过得好、过得硬,就能维护好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也更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做到了“八荣八耻”,就是一种“所以立”。

  其二、“学而优则仕”的考验。古人相信“学而优则仕”。在今天的现代生活里,还是存在这个“学而优则仕”的课题。所谓“学而优则仕”,有这样的意思,即学习了好的才能做官。荣辱观在思想里不是天生所具有,要靠后天的不断学习掌握,并且做到荣辱观在知行上的合一。对此,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在思想上筑起一道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万里长城,那就需要加强学习,学理论,学科学,学法律,学道德,学知识。而“八荣八耻”恰是涵盖在这些学习中的。知识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更何况荣辱观、羞耻观、是非观这一类属于心灵深处的道德价值,更是需要人们不断修炼而日生日成。

  其三、道义论上的考验。提出“八荣八耻”,意在提高干部的责任意识,要求明是非,知荣辱。一定的荣辱观念总带有一定的具体指向性。“八荣八耻”对领导干部的意义颇具针对性。同样,一定的荣辱观念总是与一定的义务责任观念相联结,透过“八荣八耻”,它内蕴着领导干部的一种责任意识。权利总是与责任、义务相辅相成的,“八荣八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在道德上的标准或是在理想人格上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它极为适时地引领出干部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和向上发展的积极氛围。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八荣八耻”的责任心驱使下,自觉贯彻在他们的为政实践里,并且把这“八荣八耻”观念融会到我们党的事业中去,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理论创新的又一亮点

  ■刘世军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承接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又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与建设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好的新传统,使其在新时代再吐新芽。

  我的一个总体看法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是建设新生活的价值基石,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又一亮点。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一手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全面推进,一手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与时俱进,二者相互促进,呈现出“两手抓,两手硬”的新局面。在党的事业加快发展的同时,在思想理论建设上频有建树,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更加丰富,党治国理政的方略更加全面清晰。十六大以来,全方位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成为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观念;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观点;在国家建设方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观念;在政党建设方面提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新观点;在政府建设方面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观念;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方面提出“和平、合作、和解”,“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观念。这些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观”、“国家观”、“政党观”、“权力观”、“社会观”、“国际观”等方面的新认识。如果说以上创新观点要回答解决政党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发展、社会如何前进等大问题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则是聚焦大众生活世界,回答解决怎么做人的大命题。中华民族的礼俗如何延展?中国人的德性生活如何养成?理想人格如何塑造?这些都是关涉人生与人心的深层问题。“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承接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又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与建设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好的新传统,使其在新时代再吐新芽。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就是要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这篇大文章,“八荣八耻”只是开题。古人有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应该说“衣食足”的目标早已达到,但“知荣辱”却少有大进。所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所谓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唯利是图、解嘲崇高、不讲诚信、漠视慈善和关爱等等,大大祸害了中国人的道德世界和精神世界。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上去又有什么用?可谓深刻之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经济的好东西尽情地在社会主义社会挥洒,同时绝不给市场经济坏东西抬头的机会。客观而论,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坏东西不仅有所抬头,而且大有泛滥之势,甚至有人常常发出人心不古之慨叹。现实情况虽未到如此严重程度,但市场发育与市场伦理的脱节的确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生活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同样要伦理生活的革命与之相适应,从一定意义上讲,伦理的革命是更为根本的革命,伦理和风俗的建设是新生活建设之根柢。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建设的和谐社会、建设的小康社会,说到底就是建设中国人的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理应是有德性的生活,是具有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好的生活。

  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使命,是一项生活世界的价值建设工程,所有的民众都要有所担当,所有的菁英更须有所作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道德的守护者,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中外同理,古今亦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八荣八耻”的第一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形成的好传统。著名戏剧家夏衍先生曾说到,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世界上最爱国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新风气建设的旗手与楷模,爱国爱民兴中华,立言立德昭世人。(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博士)

  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

  ■周建明

  提倡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执政党与政府的职责,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设涉及到整个社会,需要人民大众的参与。这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是一场向市场经济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转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面前,利益追求不仅成为正当,而且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程度远远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个人主义,好逸恶劳,物欲横流,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精神生活的空虚,对法律规范的无知与不遵循的现象到处可见。一度人们对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人生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出现了迷惑。党中央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回答了什么是好社会的问题,而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则为确立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人生指明了方向。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立一个有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来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这三条讲的是一个公民应该要履行的基本义务与责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指出了是非的界限,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指明了在人们的行为选择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八条荣辱观不仅对于青少年,而且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从支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除了这八条荣辱观之外,我们还需要提倡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我们需要提倡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对于善与爱的弘扬,我们需要提倡利他的、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价值观,反对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我们需要提倡重视家庭,尊老爱幼,夫妻互敬互爱的价值观,反对对家庭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需要提倡爱护自然环境,反对破坏、掠夺自然环境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强调社会的平等,反对基于权、钱之上的等级观念;强调社会公正,反对社会的歧视与排斥;强调社会的团结,反对把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这些价值观都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必要条件,需要我们长期去建设。

  提倡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执政党与政府的职责,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设涉及到整个社会,需要人民大众的参与。它既是一个从上而下,由执政党和政府来提倡的过程,又是一个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它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进步、繁荣、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荣辱观与中国的发展模式

  ■黄力之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用文化理念来补正原有发展模式之不足,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使文化理念走向具体化、可操作化。

  在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之际,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八荣八耻”,意义重大而深远。

  在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各种矛盾亦愈益凸显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的形象、面貌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香港报刊前不久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应追求‘文化崛起’”,文章认为,没有文化上的崛起,中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对内政和外交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道德品质总体上是处在式微之中,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经济领域中的坑蒙拐骗、官员的腐化堕落、行业中的“以钱为本”、知识界的学术腐败等等,都使人感觉到文化缺失处处存在。

  物质主义至上、文化缺失这一问题之存在,与发展模式的错误定位——即GDP崇拜有关系。在整个社会都以经济指标为发展取向时,精神文化的要求自然就会萎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用文化理念来补正原有发展模式之不足,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使文化理念走向具体化、可操作化。显然,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需要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来支持,如免除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的困难,解决公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等等,但这样还不够,因为这只是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只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如人的价值观、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认同、人对生存意义的理解等问题,才涉及到发展模式中的文化理念问题,这只能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来解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鲜明地勾勒了中国人应有的精神文化面貌,使中国的发展模式摆脱了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

  任何思想理念都是有着历史继承性的,而历史继承性又构成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八荣八耻”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都可以找到榜样和依据。因此,胡锦涛同志对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新的概括并大力提倡,既是对已有的中国精神的发扬,也意味着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当然,深入认识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意义,并不等于所有的问题和弊端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就可以让当下的精神世界面貌一新,我们应当知其难而努力。

  让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心的最大困难在哪里呢?必须先从机制上找原因。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当初选择市场经济机制时,对其负面影响估计不足,没有区分出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遏制住市场化对不该染指的领域的渗透。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作用的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人不完全是经济动物——这在最近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社会也不是可以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构建的,完全市场化的社会只能是动物式的丛林社会。因为按照完全市场化的原则,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比如,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之下,贫苦人家子弟因读不起书而愚昧无知,其“耻”又如何认定和纠正呢?还有,当劳动者的薪资过于微薄而且还被恶意拖欠时,辛勤劳动的光荣又如何体现呢?

  实际上,市场化机制对人性化社会所需要的观念的解构,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西方学者对此已有深入而普遍的认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有透彻看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即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的原则,三驾马车机制本来可以通过互相牵制而达到平衡,但市场的越位造成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文化要么向市场投降,要么自暴自弃地自我解构、自我作践。在当下中国,当我们的有些学校在拼命从自己的教育对象身上敛聚钱财时,学校所主张的“光荣”又怎么可能让学生相信是真正的光荣呢?当文化教育把自己交给效益原则处置时,又怎么可能再按崇高的精神原则行事呢?

  当然,解决机制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市场经济既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那就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依靠“读经”之类的办法来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普遍的现实。正确的做法只能是:一方面继续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不断唤醒人们心中的道德意识、崇高意识、神圣意识,永远不言放弃,放弃意味着道德的彻底崩溃;另一方面则要从最可能的、最必要的现实措施做起,比如说,让教育恢复它应有的神圣性原则,使教育机构和广大教师脱离拜金主义的控制,能够理直气壮地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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